“大年”一家的过年记忆

导读

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佳节。微信红包、旅行过年……传统的年味似乎离我们远去。北京市民“大年”一家人给我们讲述了有关春节的故事，时间跨度60多年。

从单一走向多元，从追求物质需求到追求精神富足，对传统节日的感情从深厚到疏离……春节文化的变化折射的是时代的变迁。

上世纪50年代春节，一个孩子试穿新衣

近日，携程旅行网发布了《2015中国人春节出游意愿调查报告》。报告显示，千余名受访者中，近八成人希望用旅游来度过2015年春节，更有超过一半受访者计划出境旅游。

今年63岁的北京市民鲍大年也是受访者之一。他的女儿给他预定了羊年春节欧洲多国游作为新春礼物，同时也是生日礼物——63年前的大年夜，他正是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呱呱坠地，因而得名“大年”。

几十年来，有关过年的记忆，成为“大年”脑海里最浓墨重彩的篇章之一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：过年看戏最时髦，油水最重要

上世纪50年代，儿时的鲍大年住在北京东单全国妇联的平房宿舍里。他记得，一到过年，妈妈在全国妇联的同事、那些年轻漂亮的阿姨们，就会在大棉袄外面套上花布罩衣，光鲜亮丽地参加单位的团拜会。

春节是最重视“面子”之时。有句童谣让鲍大年记忆犹新：“小分头，二两油，娶个媳妇不发愁！”说的是上世纪50年代的男青年出门都要“抹头油”的情形。临近春节，姑娘小伙对发型普遍更加重视，“条件好的，会去四联理发馆理个发”。鲍大年回忆说。

鲍大年也见过一些贫寒的男青年，平时舍不得买几角钱一盒的头油，眼看过年总得“捯饬捯饬”，就只好把老榆木刨花泡在水里，“一直泡到树胶渗出，水变黏糊，就把这水抹在头发上，也有定型效果”。

当时在北京，看戏是年轻人的时尚之选。“一到过年，梅兰芳、马连良等名角你方唱罢我登场，长安大戏院、吉祥剧院都一票难求。能带着恋人去看戏，小伙子会觉得特别有面子。”鲍大年的父亲就曾带着全家去看过一次戏，既是庆祝新春，也是庆祝儿子的生日。

到了上世纪60年代，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，中国陷入“困难时期”。对累月见不到多少油水的年轻人来说，过年过节的所有盼头都瞄准了“吃”。

“一年到头，就指着春节解馋了。” 鲍大年的姐姐鲍勤回忆，过年时城镇居民每人能多买半斤油、半斤肉，每户的购货本上还能多两斤富强粉、一斤黄豆、两斤绿豆、五斤鱼……“算是改善生活”。

那时候的年夜饭，就显得无比诱人。而鲍大年由于生日与过年重叠，总能获得额外的待遇——在全家人的注目礼下，细嚼慢咽地独享一个煮鸡蛋。

为了吃，年轻人的创造力是无穷的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中国还未禁枪，过年前往往是打猎的高峰。鲍大年的父亲曾是红军战士，枪法不错，有时会被几个小伙子撺掇着，扛上一把小口径步枪去八宝山打野兔吃。“那时候，八宝山还的确是座山。”鲍大年笑着说，“打来的兔子回家剥皮红烧，那个香啊，能飘出去好远……”

虽然食物不够，但人们对过年的礼节仍十分看重，走亲访友断然不能空着手。这种窘迫的局面，也催生出了在今人看来十分荒诞、匪夷所思的礼物。鲍勤有次去同学家里玩，发现屋里放着一捆红纸包着的“挂面”——走近细看，“面条”却是由极细的竹篾做的。节日期间，这种“竹挂面”会几易其手被不断转送。送礼者和收礼者都心照不宣，维持着“礼节上的体面”。

吃不饱饭的年月，人们对外表的重视自然下降；另一方面，舆论风气也以破旧为美、以补丁为荣。一年春节，母亲给鲍大年做了条新裤子，思忖良久，又在裤子上缝了几块补丁。

“文革”青年：过“革命化”的春节

1966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。“上山下乡”成为在饥饿中成长的一代青年共同的轨迹。青年与春节之间的故事，也开始发生变化。

1967年的《人民日报》，曾刊登过一封“春节不休假”的倡议书，里面如此写道：“‘不破不立，不塞不流，不止不行’。我们要大破大立。围绕春节，大造几千年来封建主义、资本主义的旧风俗、旧习惯的反。大立无产阶级的新风俗、新习惯，大立毛泽东思想。什么敬神、拜年、请客、送礼、吃喝玩乐，都统统见鬼去吧……”很快，国务院也发布了春节不放假的通知，提出：“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；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，以后再补。”

1969年1月9日，春节前夕，鲍勤响应“上山下乡”号召，到陕西省延安县甘谷驿镇插队。她忘不了父母无数次描述过的延安春节——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拉歌、跳舞、扭秧歌，和老乡打成一片……“特别革命浪漫主义！”

但是真的来到延安，鲍勤和知青小伙伴们却想家了。 在延安的第一个除夕，鲍勤和许多女知青都坐在炕上掉了眼泪。鲍勤还记得一位老乡同情地说：“女子们惜惶(陕北话‘可怜’的意思)的！”

大半年之后的1969年10月22日，鲍大年到了比延安条件更艰苦的地方——遥远的西双版纳，并在那里一待就是10年。

刚到云南，鲍大年等同批知青发现自己只能暂借茅屋栖身，兵团要求他们：斗志昂扬，动手建房！直到迎来了在西双版纳的第一个春节，大家仍一天没歇，每天上山砍木头，再从几十里外的山上扛着木头走回来盖房子。鲍大年说：“扛木头的肩膀被磨得血肉模糊，只能咬牙忍着。”在高强度的劳动中，鲍大年度过了没有庆祝的生日和春节。大年初一的早上，知青们早早起床，站在毛主席像前，共同高唱《东方红》。

彼时，全中国年轻人的春节几乎都是在“革命”状态中度过的，贴的春联都是“三十不停战，初一坚持干”。资料记载，在广大农村,“农业学大寨”、移山填海、开沟挖渠、大兴水利、大造梯田是春节的一景。

即便在“节日革命化”的大风气下，也仍有一项“节日娱乐活动”深受从城市到边疆所有青年的喜爱，那就是“露天电影”。

鲍大年有个小他好几岁的弟弟，叫鲍大成。大年奔赴云南的时候，大成还是一名红卫兵。大成给哥哥写信，聊的最多的除了“革命形势”，就是电影了。

“看的是什么，现在都记不清了，大家就是喜欢那种热闹劲儿。”鲍大成说。他用一段顺口溜概括当时的电影：“越南电影飞机大炮，朝鲜电影又哭又笑，中国电影新闻简报，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，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。”

在遥远的西双版纳，鲍大年看的电影与弟弟并无差别。“电影翻来覆去就是那几部，但是一到过节就会放，而且年轻人赶几十里路都要来看。”鲍大年认为，这一方面是因为“娱乐少”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在露天电影场相聚，往往成了姑娘小伙眉目传情的好机会。

198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

转折年代的春节：追求开放渴望美

1988年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这一年成为中国的转折之年。对美和快乐的追求，也在节日的故事里留下了印记。就在这年，鲍大年、鲍大成兄弟，都考上了大学。

初入象牙塔的鲍大成发现，不论院系、专业如何，同学间的新年问候也常与流行音乐有关。“买没买邓丽君新出的带子？”“刘文正的新歌你听了没？”“过年都去我家玩儿吧，我刚置了一个架子鼓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穿衣打扮的变化，也在鲍勤的老相册里留下了“新潮”的印记。“春晚上李谷一、刘晓庆同款的衣服，我们好多女同志都模仿。”鲍勤说。1983年，中央电视台举办了第一届春晚，堪称中国电视节目的一个里程碑。从此，观看央视春晚成为老百姓欢度春节的一个重要形式。春晚上主持人、演员的服饰，也往往成为当年的流行风向标。

与此同时，曾风行一时的暖瓶、脸盆、枕巾等春节礼物，不再受年轻人青睐，明信片、贺年片、挂历等“文化范儿”的礼物逐渐走俏。

物资由简转丰的节点上，“购物”再次成了当时年轻人过节最大的兴奋点之一，和今天青年过“双十一”、“双十二”的热情相比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很多老北京至今记得：1980年，各大商场从外地组织的一批电镀桌椅、简易沙发、搪瓷盆陆续投放节日市场，柜台前的队伍排了上百米；1981年，尼龙绸夹克供不应求，还有人利用反复排队和托人代买等手段套购；1984年，14英寸彩电节日供应量比上年增长42倍；1985年除夕前，北京多家商场向个人预售进口相机，每人限购一架，半年内付货，牌号有柯尼卡、亚西卡两种；1987年，羽绒服受宠、裘皮帽走俏……

伴着“洋节”长大的“独一代”、“双二代”

随着日子逐渐变好，鲍家姐弟也先后成家立业，并有了下一代，这是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。

鲍之陶是鲍家老幺大成的儿子，却是鲍家的长孙。生于1984年的他从小就是全家的宝贝，节日对于年少时的他而言，意味着“收礼物”。每年春节，除了家中亲戚给的压岁钱，父母的好友来家里做客，也总会给鲍之陶买各种玩具、衣服、零食。鲍之陶坦言：“高兴劲儿就那么一阵儿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可能是因为不缺，所以也不那么渴望，礼物带来的幸福感就不那么高。”

鲍勤的女儿苏楠、鲍大年的女儿鲍林熙，对过年的感受也大抵相似。当年轻人对节日的要求不再是“满足物质渴望”，而是“热闹、好玩”时，他们的心逐渐被热闹的西洋节日“占领”了。

苏楠上中学的时候，每年圣诞节全班都要举办集体活动。“过春节或者其他传统节日，都要被父母拴着，和他们一起过节。但是爸妈不过圣诞啊，圣诞节在中国就是年轻人的节，我们想怎么玩都行。”

如今的苏楠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。大儿子是00后，7岁；小女儿是10后，2岁。每年万圣节，苏楠都会给孩子买来南瓜灯和各种鬼怪道具，陪孩子玩游戏。在他们眼里，万圣节是世界上最好玩的节日，没有之一。

黯淡的不只节日本身。春节联欢晚会，这道从上世纪80年代沿袭至今的“春节正餐”，早已变成了不少年轻人的“点心”，甚至直接被他们从“春节菜单”中删除。移动互联网时代，鲍林熙宁愿把花在看春晚上的时间用于在微信上抢红包、和朋友拜年聊天。而在鲍大年看来，“20多年习惯了，不看春晚，过年就不完整呀”。

鲍之陶也是一个不爱看春晚的男生。印象里，长大后的他唯一一次认真完整地看完央视春晚，还是5年前的除夕——那时在新西兰留学的他想家想得要命，情不自禁地在网上看了春晚直播。“虽然网速不快，画面很卡，虽然我很快就忘了节目内容，可我还是看得泪流满面。”鲍之陶说。

鲍大年甚至觉得，尽管如今对传统节日感情深厚的年轻人少了，但是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——“中国越来越强大，很多遗失的东西，我们还会慢慢捡回来的”。

在鲍大年的“羊年新春时间表”里，他的足迹将踏上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比利时等8个欧洲国家。“听说在国外，尤其是在 ‘中国城’， 年味一样足，我想去看看。估计老外对春节也好奇，就跟咱们觉得洋节新鲜一个道理。”